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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真理告诉全世界——读《这里是延安》
2019-04-16 09:38:00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人民出版社

  宣传思想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处于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讲好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把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告诉全世界?《这里是延安——中国共产党对外如何讲好革命故事?》聚焦延安时期与延安故事,在对外展现真实的延安、立体的延安方面,积累并形成了丰富宝贵的历史经验,洋溢且彰显着崭新的时代价值与精神力量,能够给读者以启迪、以感发、以激励,对于真正走进和深刻认识延安时期,从延安初心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大有裨益。

  主动开辟对外宣传渠道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延安时期,面对重重围困,特别是国民党对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严密新闻封锁,党把突破封锁开展对外宣传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精心部署,把对外宣传成效作为整个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所有来延客人的交流交往、对外讲好革命故事、传播好党的声音方面,高瞻远瞩,统筹规划,率先垂范,为今天留下了一幅幅感人至深的历史画卷。

  统览《这里是延安》可以发现,该著第一节“建立对外宣传机关”至第八节“地位特殊的延安交际处”,全面系统展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开辟对外宣传渠道的历史故事。对于读者准确把握延安时期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宗旨、原则、方法、途径等提供了重要历史支撑。首先,从对外宣传的紧迫性和根本宗旨来看,延安时期党主动建立对外宣传机关,根本宗旨就是要反映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寇侵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就是要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危害国家,攻击和污蔑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阴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制内战危机。

  其次,从对外宣传的基本原则来看,延安时期党对外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把真理告诉全世界”,就是“宣传上要以我为主”,以及“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等。从具体实践来看,以当时《解放日报》的对外宣传为例,1942年2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到《解放日报》工作时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1943年3月,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甚至“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可以说,毛泽东不仅把报纸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而且作为部署和推动工作的重要武器,并对如何掌握发挥这一武器确立了基本原则,即“宣传上要以我为主”。另外,当时地位特殊的延安交际处在对外宣传方面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当然,这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其确立的工作方向和原则是密不可分的。毛泽东曾对其指出:对待来宾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根据地军民战斗胜利的成绩,解答来宾提出的问题,都要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只要我们诚恳坦白地说清楚实际情况,是会取得人们的信任和理解的,从而达到“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成效。

  此外,当时创办的外文刊物《中国通讯》,也是党主动开辟的对外宣传的一条重要渠道。延安时期,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动舆论攻势,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除了通过新华社、《新华日报》等媒体,对外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阴谋,中宣部还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主动向国外和外籍人士宣介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及抗日根据地建设情况。当时出版的用英、法、俄三种文字油印的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外文宣传刊物——《中国通讯》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应当说,上述对外宣传渠道和机构的开辟与创立,不仅展现了党在对外传播方面的战略远见和主动作为,而且为外界更好地了解延安、正确认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发挥了独特作用。

  积极争取外国记者对外传播

  延安时期党的对外宣传除了强调“宣传上要以我为主”,精心部署,主动作为,办好新华社、《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外,延安还主动向中外来宾打开了热情的大门,特别是积极争取外国记者的对外传播。

  当然,这得从1936年6月在上海的宋庆龄收到中国共产党希望推荐一名外国记者来陕北采访的口信说开去。正是有了宋庆龄的推荐,才有了后来美国记者斯诺的陕北之行。以及随后众多中外记者和各界人士的纷至沓来。从《这里是延安》来看,当时到延安,致力于把延安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的外国记者人数众多。他们中有中国人民熟悉的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还有采访过毛泽东的首位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

  其中,斯诺是第一个到达陕北的外国记者。作为一名有强烈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记者,他对陕北的访问,除了与毛泽东以及许多红军高级指挥员广泛交谈外,还实地考察了红军驻地,接触了更广泛的红军士兵和普通群众。正如斯诺自己所言:“我来到了边远的甘肃和宁夏,见到了正在进行训练和战斗的红军……红军跟我过去见到过的任何别的军事组织大不一样:军官廉洁,官兵生活待遇平等,十分注重政治训练。”1936年四个月的陕北生活,让他近距离接触了“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从此,中国共产党人成了他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坚定动力,关注中国革命、关注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成了他相伴一生的追求和牵挂。

  如果说斯诺是第一个到达陕北的外国记者,那么史沫特莱则是在延安采访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作为一名著名作家和进步记者,史沫特莱一直关注着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她写下了《中国红军在前进》,记录了1927年至1932年间党领导工农红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历史,是世界上第一部正面报道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报告文学巨著。她通过亲眼见证和亲身经历,找到了自己关于“谁,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答案,为宣传中国革命、对外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做出了毕生的贡献。

  事实上,除了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这些真正的记者外,还有一大批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延安革命实践的“特殊身份的记者”。他们中有坚持要去延安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以延安“除了荒山野岭什么也没有,除了山就是雪,担心你们这些从温暖地带来的人忍受不了”为由相劝,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装出一副佛学家的模样来“开导”,极力劝阻他们北上延安。有苏联记者孙平,他1942年5月到达延安,想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以及了解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政策问题,毛泽东亲自准备,每隔一周或两周就同他谈一次,有时甚至一周同他谈两次,每次要花三四个小时,几乎像上党课一样。

  最后,即便是战场上被俘虏的日本兵,随着被俘后与共产党、八路军的交往日深,也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而走向新生,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对敌斗争的有力干部。可以说,正是因为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完全正义的事业、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印度援华医疗队表示,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也就是他们的斗争。斯特朗成了“中国人民的宣传家”。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更要“突破封锁访延安”。

  努力赢得各界人士义务宣传

  恰如毛泽东所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中国革命事业是正义的事业,需要而且能够赢得最广大正义者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建立起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因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向国际上讲好革命故事,以争取国际理解与支持,而且要向国统区各界人士讲好延安故事,让他们认识真正的延安、真实的中国共产党。

  从《这里是延安》来看,延安时期党用她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朴素的作风,吸引感染和赢得了各界人士对延安和党的真诚褒扬与义务宣传。譬如,梁漱溟第一次在延安考察就与毛泽东有过八次面对面交流,好几次还是彻夜长谈。毛泽东的率性情怀和坦诚相待,令这位一代鸿儒后来感叹:“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再如,新加坡华侨陈嘉庚先生在延安考察回去后,热情地向国内外宣传延安真相。有人问其回国观感如何?他说:“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的演讲措辞是相当悲观的。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了许多大事了。”这里陈嘉庚所说的拯救中国的人正是毛泽东。他还经常对人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的确,不论是梁漱溟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夜话”,还是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抑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邓宝珊等在延安看到的民意和民心、方向与希望,都表明延安是真正的时代所向。也表明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展现延安、传播党的声音方面的实践是卓有成效的。而历久弥新的延安故事则为全党在新时代条件下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出色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和源泉滋养。

  (作者朱永刚 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  编辑:绪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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