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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理解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2019-04-09 17:47:00  来源:

  文/赵静

  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检察院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成年人实施的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记录应当予以封存。《辞海》解释“封存”为密封收存,“犯罪记录封存”字面意思即为将犯罪记录密封收存,“密封”应当是一种非公开状态,“收存”则是一种保存状态,与消灭、消除相对。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直观解释意味着,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保存且有条件的不公开,该条第二款规定司法机关根据办案需要有权查询被封存的犯罪记录。“封存”“司法机关”“根据办案需要”“查询”等关键词的导向,与被封存犯罪记录人再次犯罪时的刑罚裁量、程序从严甚至入罪产生关联。

  刑罚裁量时,司法人员一方面考虑到犯罪嫌疑人有犯罪记录,至少表明人身危险性或非难可能性较大,预防必要性高,有必要施加较重刑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心存疑虑,毕竟是被封存的犯罪记录,有别于未封存的犯罪记录,在考量适用时难免左右为难。当前,普遍存在将犯罪记录封存与前科消灭混淆的观点,因此,追问犯罪记录封存的正当性及价值立场,厘定犯罪记录封存、前科消灭与刑罚裁量三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保障未成年人复归社会是犯罪记录封存的正当性基础和价值追求

  首先,犯罪记录封存是践行我国未成年人特殊司法理念。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可“融合主义”未成年人司法理念,即以保护理念为主导,以责任主义为补充。认为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双向保护”为原则,主张“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犯罪记录封存在该理念主导下,从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名誉出发,体现司法关怀,保障其免于因受过刑罚再受到社会的歧视,促进其顺利复归社会。

  其次,最大限度淡化标签效应的影响。一方面出于防卫社会需要,犯罪嫌疑人被给予了一定的规范评价,使他的利益有条件的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犯罪人的标签为公众所认知,会形成一种非规范性评价,导致社会公众可能对他歧视和排斥。孤立的未成年犯罪人久而久之对犯罪人这种评价获得认同感,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行为,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禁止一般查询,切断了非规范评价的信息获取路径,能够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第三,科学立法的必然要求。批判的借鉴吸收国际立法经验,能够为本国科学立法提供参考。从国际法角度来看,《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明确要求“少年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中加以引用”,其目的正是为了防范未成年人因偶然犯罪而永久处于不利评价中,保护未成年人无负担的顺利回归社会。

  犯罪记录封存与刑罚裁量无必然联系

  犯罪记录封存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以保障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为价值追求,犯罪记录封存与否不影响犯罪记录的客观存在,真正与刑罚裁量存在必然联系的是客观的犯罪记录。犯罪记录标明犯罪人人身危险性或非难可能性较大,预防必要性较高。而当代刑罚理论普遍认为刑罚的正当根据是报应的正当性与预防犯罪目的合理性,与报应相对应的刑罚为责任刑,与预防犯罪目的相对应的为预防刑,进行量刑活动时责任刑为刑罚划定了上限,在此上限之下根据预防必要性进行调节。

  犯罪记录反应犯罪人的预防必要性,必然最终影响宣告刑,但这属于犯罪记录本身与刑罚裁量的关系。犯罪记录封存如果明确规定禁止任何查询或查询结果不得作为案件定性量刑依据,则犯罪记录封存必然影响到刑罚裁量,但其第二款规定“司法机关根据办案需要可以进行查询”,犯罪记录封存事实上并不影响刑罚裁量。

  这并非意味着在刑罚裁量时可以肆意考量封存的犯罪记录,深层次理论推导也难以支持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作为再犯情节酌情考量量刑,但这种推导毕竟纯属理论推导,一方面存在瑕疵,另一方面难以产生实践约束力。构建前科消灭制度,能够与犯罪记录封存密切衔接,更好的保护未成年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

  犯罪记录封存与前科消灭的关系

  理论界和实务界经常将二者混淆,认为犯罪记录封存就是前科消灭制度。事实上我国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前科消灭制度,但犯罪记录封存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可能。现行犯罪记录封存应当是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前提手段,通过限制查询以消减规范评价和非规范性评价,促进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前科消灭在应然意义上应当是犯罪记录的规范评价结果,即通过法律拟制,经过一定的考验期如果不再犯罪,虽然犯罪记录客观存在但规范层面拟制消灭,不再发生法律效果。

  前科消灭制度对刑罚裁量的影响

  前科消灭制度是以法律宣告的形式将符合条件的有前科记录人员,视为没有前科。原因在于行为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再次犯罪即表明,经过一定期限的改造其人身危险性已经消除,至于为何再次犯罪则是由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下的重新犯罪。既然法律规定其前科已经消灭,当其再次犯罪时,当然不得再次引用该前科作为加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同样的,参军、考公务员等法律规定需要政审有无“曾因犯罪受过刑罚处罚”的,亦不得引用该被消灭的前科,有利于犯罪未成年人无负担的回归社会。文/赵静

  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检察院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成年人实施的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记录应当予以封存。《辞海》解释“封存”为密封收存,“犯罪记录封存”字面意思即为将犯罪记录密封收存,“密封”应当是一种非公开状态,“收存”则是一种保存状态,与消灭、消除相对。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直观解释意味着,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保存且有条件的不公开,该条第二款规定司法机关根据办案需要有权查询被封存的犯罪记录。“封存”“司法机关”“根据办案需要”“查询”等关键词的导向,与被封存犯罪记录人再次犯罪时的刑罚裁量、程序从严甚至入罪产生关联。

  刑罚裁量时,司法人员一方面考虑到犯罪嫌疑人有犯罪记录,至少表明人身危险性或非难可能性较大,预防必要性高,有必要施加较重刑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心存疑虑,毕竟是被封存的犯罪记录,有别于未封存的犯罪记录,在考量适用时难免左右为难。当前,普遍存在将犯罪记录封存与前科消灭混淆的观点,因此,追问犯罪记录封存的正当性及价值立场,厘定犯罪记录封存、前科消灭与刑罚裁量三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保障未成年人复归社会是犯罪记录封存的正当性基础和价值追求

  首先,犯罪记录封存是践行我国未成年人特殊司法理念。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可“融合主义”未成年人司法理念,即以保护理念为主导,以责任主义为补充。认为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双向保护”为原则,主张“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犯罪记录封存在该理念主导下,从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名誉出发,体现司法关怀,保障其免于因受过刑罚再受到社会的歧视,促进其顺利复归社会。

  其次,最大限度淡化标签效应的影响。一方面出于防卫社会需要,犯罪嫌疑人被给予了一定的规范评价,使他的利益有条件的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犯罪人的标签为公众所认知,会形成一种非规范性评价,导致社会公众可能对他歧视和排斥。孤立的未成年犯罪人久而久之对犯罪人这种评价获得认同感,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行为,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禁止一般查询,切断了非规范评价的信息获取路径,能够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第三,科学立法的必然要求。批判的借鉴吸收国际立法经验,能够为本国科学立法提供参考。从国际法角度来看,《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明确要求“少年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中加以引用”,其目的正是为了防范未成年人因偶然犯罪而永久处于不利评价中,保护未成年人无负担的顺利回归社会。

  犯罪记录封存与刑罚裁量无必然联系

  犯罪记录封存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以保障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为价值追求,犯罪记录封存与否不影响犯罪记录的客观存在,真正与刑罚裁量存在必然联系的是客观的犯罪记录。犯罪记录标明犯罪人人身危险性或非难可能性较大,预防必要性较高。而当代刑罚理论普遍认为刑罚的正当根据是报应的正当性与预防犯罪目的合理性,与报应相对应的刑罚为责任刑,与预防犯罪目的相对应的为预防刑,进行量刑活动时责任刑为刑罚划定了上限,在此上限之下根据预防必要性进行调节。

  犯罪记录反应犯罪人的预防必要性,必然最终影响宣告刑,但这属于犯罪记录本身与刑罚裁量的关系。犯罪记录封存如果明确规定禁止任何查询或查询结果不得作为案件定性量刑依据,则犯罪记录封存必然影响到刑罚裁量,但其第二款规定“司法机关根据办案需要可以进行查询”,犯罪记录封存事实上并不影响刑罚裁量。

  这并非意味着在刑罚裁量时可以肆意考量封存的犯罪记录,深层次理论推导也难以支持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作为再犯情节酌情考量量刑,但这种推导毕竟纯属理论推导,一方面存在瑕疵,另一方面难以产生实践约束力。构建前科消灭制度,能够与犯罪记录封存密切衔接,更好的保护未成年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

  犯罪记录封存与前科消灭的关系

  理论界和实务界经常将二者混淆,认为犯罪记录封存就是前科消灭制度。事实上我国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前科消灭制度,但犯罪记录封存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可能。现行犯罪记录封存应当是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前提手段,通过限制查询以消减规范评价和非规范性评价,促进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前科消灭在应然意义上应当是犯罪记录的规范评价结果,即通过法律拟制,经过一定的考验期如果不再犯罪,虽然犯罪记录客观存在但规范层面拟制消灭,不再发生法律效果。

  前科消灭制度对刑罚裁量的影响

  前科消灭制度是以法律宣告的形式将符合条件的有前科记录人员,视为没有前科。原因在于行为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再次犯罪即表明,经过一定期限的改造其人身危险性已经消除,至于为何再次犯罪则是由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下的重新犯罪。既然法律规定其前科已经消灭,当其再次犯罪时,当然不得再次引用该前科作为加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同样的,参军、考公务员等法律规定需要政审有无“曾因犯罪受过刑罚处罚”的,亦不得引用该被消灭的前科,有利于犯罪未成年人无负担的回归社会。

作者:  编辑: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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