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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毒品案件证据的新思路
2019-06-11 09:23:00  来源:

  文/林承杰

  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

  对于毒品犯罪案件承办人而言,刚刚过去的2019年5月发生了两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一是犯罪剧《破冰行动》热映,二是两高一部出台对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审查的新要求(由于两高一部内部要求,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不得体现该文件的具体信息和内容)。前者标志着毒品犯罪从司法热门话题演变为社会热门议题,后者反映了司法机关统一毒品犯罪案件证据标准、规范毒品犯罪案件证据资格审查的决心。

  相较对侦办过程充满好奇的公众,检察机关刑检部门对毒品犯罪案件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证据审查。两高一部最新出台的关于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审查的相关意见属于司法部门的共识性文件,针对司法工作人员较为关心证据审查、翻供、孤证、特情贴靠等问题提出了指引意见。然而,毒品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一般的指引性意见并不足以满足毒品犯罪案件审查实务的要求。从犯罪人角度看,绝大多数毒品犯罪案件属于预谋犯罪,其在作案之前即已做好销毁证据、逃避侦查的准备,使得侦查机关所查获的证据往往难以形成完整证据链;从侦查机关角度看,由于线索获取的难度较大,不少毒品犯罪案件的侦破依赖于技术侦查手段和特情贴靠,使得毒品犯罪案件的证据审查复杂程度高于其他犯罪案件。前一困境要求刑检人员需具备从证据中发掘新证据、从不完整的证据中构建证据链的能力;后一困境则在自侦权有限回归的前提下对刑检人员提出了新要求:如何在证据审查中充分行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

  毒品案件最重要的证据即为毒品本身,围绕着上述两大问题,以毒品为出发点,我们将以更独特、更具关联性的视角审查毒品。过往司法工作人员对于毒品物证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对毒品来源、成分、含量、重量、提取程序的认定上。其中,毒品来源有赖于主观证据的印证,提取程序需比照两高一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认定,审查上述元素的难度主要在于工作量,而非审查思路。但刑检人员对于毒品成分、含量、重量的审查通常局限于量刑所需,并未充分意识到上述元素对于构筑案件证据证明体系的意义。

  成分:毒品不会说话,但影响说话

  毒品对于精神和神经均有极大的刺激作用,但是刺激原理并不相同:鸦片类、大麻类、可卡类、合成类等麻醉类毒品,使用者常常陷入放松、昏迷、嗜睡状态;致幻剂、抑制剂等精神类毒品,有一定的神经抑制作用,使用者同样会有精神涣散、反应迟钝的表征;兴奋剂等精神类毒品,则有极强的神经兴奋效果,使用者通常表现亢奋、感觉敏锐、精力充沛。

  司法实践中,常有吸毒人员以“我当时在吸毒”为由,通过“我睡着了”“我记不清”“我昏昏沉沉”等借口否认自己参与毒品犯罪、否认自己此前有罪供述的真实性。由于对毒品作用机理的不了解,不少刑检人员难以确认上述辩解的真实性。此时,需要借助常见毒品对人体的作用机理对上述辩解进行辨伪。例如:海洛因、鸦片均有一定的神经抑制作用,吸食后确实有存在意识不清、认知不明的可能;氯胺酮有麻醉效果,同时损害记忆和思维,因此对氯胺酮吸食者的回忆性供述需要仔细甄别,注意其他旁证的搜集,不宜轻信;苯丙胺类毒品最早作为军用兴奋剂在国外使用,其具有极强的兴奋效果,吸食后几乎不可能出现昏睡、困顿状态,而且可以长时间开车、工作和娱乐,因此吸毒人员常见的“我吸冰毒睡着了不知道周围发生什么”的辩解基本难以成立;对于混合毒品而言,则需要根据主要毒品的成分、占比和其他吸食者的供述来确认毒品对于人体的影响,进而佐证供述的真实性。

  含量:多与少的区别、此与彼的区分

  毒品含量对于量刑的影响见诸于最高院的各项纪要和意见之中。例如《大连会议纪要》规定毒品含量极低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毒品含量明显偏低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此外,比较特别的是《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国家定点生产企业按照标准规格生产的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被用于毒品犯罪的,根据药品中毒品成分的含量认定涉案毒品数量。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判断含量高低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不少司法人员和个别地方司法机关的做法是,根据已废止的1994年12月20日最高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认定海洛因的正常含量为25%以上,继而比照海洛因的含量认定甲基苯丙胺等毒品的含量。然而,且不论35年来毒品制取工艺和毒品销售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已废止的文件、海洛因的含量来认定各类毒品正常含量也并无合理依据。

  对于毒品正常含量的认定,需要借助于司法机关对于毒品交易样本的大量统计。在这一方面,司法者的实践经验极为重要。目前已知的较为权威的数据出现在最高院法官所撰的《武汉会议纪要》的理解与适用中。在该文中,最高院解读人员指出:“海洛因的正常纯度为5%-60%左右,甲基苯丙胺(冰毒)的正常纯度为50%-99%左右,甲基苯丙胺片剂的正常纯度为5%-30%左右,氯胺酮的正常纯度为60%-99%左右。”这为认定毒品含量是否偏低、极低提供了较为权威的参照标准。

  毒品含量不仅影响定罪量刑,查获毒品中杂质的成分、也对案件事实认定构成影响。例如在制造、贩卖、走私毒品案件中,常常出现多地同时查获多份毒品,但犯罪人仅承认当场查扣毒品属于自己所有的情况。毒品的成分是否趋同、混合毒品中各类毒品的占比是否一致、毒品底粉的成分是否相同,对于认定毒品是否属于同一批次制造、购买、销售、走私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工业化制毒越是发达,各批次毒品的成分和含量就越是稳定,越容易通过比对找出线索和破绽,从而为供述辩解的认定、侦查的突破提供有益帮助。

  重量:算法、推算与算计

  毒品重量的计算是办理毒品犯罪案件的一大难点。围绕着毒品重量计算延伸出的问题有三:已查获的毒品如何计算重量?未查获的毒品如何计算重量?毒品的特殊重量对审查起诉而言意味着什么?

  关于已查获的毒品,常见的计算方式有两种。一是前期计算,通过现场称重的方式,以毛重减去袋重的方式计算毒品净重;二是后期计算,通过后期称重,以毒品上缴数量、提存数量、送检数量之和计算毒品总重。由于个别案件中毒品重量的差别对罪与非罪、量刑档次有较大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对重量的计算进行准确分析。

  同一案件通常都具备进行两种计算的条件,但是两种情况下计算出的毒品净重往往并不相同,这主要是由称量衡器不准确、反复称重出现损耗、鉴定机构提取重量填写不精确、保存条件不良导致受潮或蒸发等因素所引发。具体选择何种称量方式作为定案依据,实务中争论不一。笔者认为不能仅仅以“有利于犯罪人”作为原则选择重量更少的算法,而是应当基于以下原则科学计算毒品重量:第一,在称量衡器方面,经调试检测、有计量证书的衡器优于查扣现场的贩毒人员、制毒人员所使用衡器,制毒人员用于精确称量化学药品的天平、电子秤又往往优于贩毒人员销售毒品的电子秤;第二,反复称重必然导致毒品在装、取过程中的不断减损,在提取、送检、保存均符合规定的情况下,称重次量少的前期计算更符合客观事实,一旦出现称重次数更多的后期计算得出了远超于前期计算法的重量之情况,则说明提取、送检、保存的过程存在问题,需要审查者对此进行排查;第三,距离查获时间越近的称重越准确,距离查获、入库时间均较久远的称重可靠程度存疑,这是因为毒品的性状、重量与保存条件有密切联系,尤其在南方梅雨季节时期,受潮对毒品性状和重量的影响极大,此时应该选取保存条件较好情况下的称重方案确定毒品重量。

  关于未被查获的毒品,通常是通过言词证据结合客观证据推算的方式来确定数量,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也可以在缺乏供述与辩解的前提下认定数量。两高一部最新出台的关于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审查的相关意见列举了3种不同情况下的认定方法,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此处不一一赘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客观证据推定涉案毒品数量时需要注意的几种情况:第一,通过交易价格推定毒品重量时,常常出现买卖双方供述不一的情况,此时不应一律以“存疑时有利于犯罪人”的原则选择最高单价进行推算,而是应当根据进出货价格的合理价差、本地同期同类毒品的销售价格、犯罪人同期销售毒品的价格甄别言词证据的真伪;第二,推算的毒品价格如严重低于市场价值,那么应当审查毒品来源、毒品纯度、交易方式对毒品价格的影响,或可发现异地购买毒品、本地制造毒品、超低纯度毒品和其他毒资收取渠道等犯罪线索;第三,小额、多次的转账记录是毒品零售活动的标志之一,大额、少数的转账记录是毒品进货的标志之一,但是无论金额大小,都应当重视转账双方对于该笔资金往来缘由的辩解,概因推定的事实允许被反证,因而务必核实辩解的真实性;第四,审查时应善于借助智能手机及app的记账、云存储功能,例如使用小米手机时MIUI系统的“负一屏”会自动记录所有消费记录,又如使用小米云盘、百度云盘等有云数据存储时通讯记录、通话记录、扣款短信、转账短信都会保存在云端,即便软件已从手机上删除,但依然可以通过账户登录的方式获取相应信息。

  对于数量特殊的毒品重量,需要排查隐匿身份实施侦查等情形。对于隐匿身份实施侦查的案件(此为两高一部最新文件之说法,下文依司法实践习惯称之为“特情贴靠”),两高一部均要求侦查机关说明相应情况、提供特情人员的身份信息,但这一要求并不能杜绝个别侦查人员有意或无意不说明隐匿身份实施侦查的情况。从法律监督的角度出发,刑检人员需要重点注意“51克”或“1克+50克”的毒品交易方式——由于毒品犯罪案件中,50克是制造、贩卖、走私海洛因、甲基苯二胺判处十年以上的关键重量点,因此个别侦查人员在利用特情人员实施毒品犯罪引诱时,会要求特情人员购买51克毒品,或先购买1克毒品确认贩毒人员身份、再购买50克毒品提升量刑幅度的方式进行侦查。如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有此特殊重量的毒品交易,应及时自行补充侦查,通过询问证人、对证人进行毛发检测等方式确认购毒人员是否属于特情人员。

  看不见的毒品

  检测方法下识别遁形

  毒品犯罪案件中,还有一些看不见的毒品——它们已为犯罪人员所吸食,但却不一定能被检测出来。例如韩国最近引人注目的李胜利吸毒案中,对于其是否吸毒的鉴定就出现了前后反复的结果。确定行为人是否吸毒,对于案件的定性而言十分重要,如购毒者没有吸毒,则说明其有可能将毒品用于贩卖,或者其有可能是公安机关安排的特情人员;如贩毒者吸食的毒品种类和销售的毒品种类不同,那么其住处查获的部分毒品则有可能不作为以贩养吸计入贩毒数额。

  就目前而言,检测吸毒的方式主要还是依赖于尿检。由于成本低、检测快,毒品尿检通常采用胶体金检测的方式,通过化学显色确认是否吸食特定毒品。但是这一方式存在以下几大问题:第一,可查明的吸毒区间较短,吸毒后6-8小时尿检方呈阳性,5-10天后身体内的毒品代谢完毕即无法查明吸毒情况;第二,方法有限,一种试纸只能检测有限的几种毒品,例如检测吗啡呈阳性的结论不能得出行为人并未吸食氯胺酮的结论;第三,假阳性较多,如卢秋菊等人发表所著《胶体金法检测尿毒品假阳性结果分析》一文即指出:“今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检测的人员中,首次检测发现吗啡、甲基安非他明阳性16例,复检结果均为阴性,……16例阳性反应者中大部分人都在近期有过感冒等症状,均服用过抗感冒类药物……有9例常吃巧克力,6例喝冰红茶、奶茶、绿茶,7例喝可乐、雪碧、芬达,1例喝红牛饮料,2例喝脉动饮料,1例吃火锅的习惯,甚至有2例否认患过感冒的阳性反应者,自述是每天都有吃大量巧克力、可乐的习惯。”胶体金检测上述缺陷应引起审查者的注意,避免因轻信尿检结果导致错案。

  为了取代不甚准确的尿检,部分司法机关采用血液、毛发检测的方式对吸毒人员进行检测,概因使用气相色谱(气质联用)、液相色谱(液质联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对常见毒品分析正确率接近100%。但是这类鉴定方法依然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是可查明的吸毒区间太长,如吸毒后半年内毛发检测仍可能呈阳性;第二,根据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数据,能正确分析出所有掺假剂和稀释剂的实验室只占60%,实验室的资质对检测有较大影响。

  综合两大检测方式的优缺点,审查检测结论时应当注意以下要点:第一,对于常见的尿检结论的审查,需注意尿检只有假阳性,不存在假阴性,因此尿检某种毒品呈阴性时说明行为人一周内并未吸食该类毒品,尿检某种毒品呈阳性时仅说明行为人大概率吸食过某种毒品,尿检未注明其他毒品阴、阳性时说明并未对行为人进行其他品种毒品的检测;第二,对于血液、毛发检测结论的审查,由于吸毒区间较长,所以对短期内吸食的查证帮助不大,主要是作为检验行为人供述辩解真伪、确定行为人吸毒人员身份适用。如需要对罕见毒品、掺假剂等进行检测,需选择正确的鉴定机构送检,否则可能无法测出摄入物的类型。

  结论

  审查思路的借鉴

  随着《破冰行动》的落幕,本文也接近尾声。面对证据印证体系对证据链体系的冲击,刑检人员对证据的审查越来越需要突破单一证据类型审查思维的限制,走向印证体系。笔者虽然仅就毒品审查进行分析,但是用意在于:客观证据并不仅仅以其个体存在的特征服务于所在证据种属的专门审查,而是可以全方位地服务于检察官的主观证据审查、证明体系构建和法律监督职责等需求。“破冰”之破,不仅在于消灭毒品犯罪,也在于破解毒品中的无声的密码,查明事实真相。唯有以毒攻毒,方可破冰护法!

作者:  编辑: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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